“一带一路”与中华文明

——从“兼济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为此，光明智库、光明网 联合邀请相关智库专家，录制“‘一带一路’光明谈” 系列视频访谈，侧重从文化视角进行解读。访谈文章和视频将在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等持续推出，并在光明日报智库版开辟同题专栏，摘录精华观点。具体实施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光明网理论部 负责。

“一带一路”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有什么渊源？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光明谈首期访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灵桂 ，带领大家穿越古今，纵横寰宇，用文化的视角解读“一带一路”。

记者：解析“一带一路”建设图景，聆听智库专家睿智之言。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光明智库和光明网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节目《“一带一路”光明谈》。“一带一路”建设惠泽各国民众，汇聚世界目光，已经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事件。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邀请智库专家为您聚焦这一宏伟篇章，从人文视角为您带来深入解读。

记者：我是光明日报记者王斯敏，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和“一带一路”紧密联系的嘉宾。这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教授；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灵桂教授。两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都非常精深，而且也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一带一路”的传播，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做了大量的推广、推进的工作。王义桅研究员连续两年为“一带一路”所写的图书获评为中国好书；王灵桂教授也是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而且就国外智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推介。非常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曾经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当人类的发展又站在一个崭新的战略关口之际，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以独特的东方智慧，为世界发展开出了良方。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从中华文明历史深处走来的，是一种文化的延伸。“一带一路”这个伟大构想本身就包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基因，那么这种文明基因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人类伟大文明的交融又将对今天的现实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两位嘉宾对此深入的思考。

“一带一路”蕴含中国之“道”

记者：我作为媒体人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一带一路”提出这三年多来，从倡议到建设，从构想到落地，不但是我们国人对它的重要性非常熟知，世界各国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我看到外媒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带一路”与其说是一条路，不如说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那么我就想在这里请教二位，这个“道”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王义桅：从名称上来讲，我们用了“一带一路”。很多人说，怎么不用丝绸之路，或者叫新丝绸之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是有原因的，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当时德国统一不久，他被派到中国来考察铁路经营权。他就把连接东西方各种各样交流、贸易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为了德国争地盘，为在欧亚大陆的扩张进行理论支撑。所以，这个概念有帝国列强的影子在里面。最近很流行的一本书，牛津大学教授弗兰科潘写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书里面理解的丝绸之路跟咱们理解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用这样一个老概念，用了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概念，这里面载着“道”和智慧。比如说“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体现。中国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要鼓励沿线国家，也要走符合国情发展的道路，最终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里面就蕴含着“道”。那么“道”怎么说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就是万物要从“道”开始，从“一”开始。所以说“一带一路”尽管（只是）四个字，但是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中国发展模式（的概括）。

那么这个“道”，具体而言到底是什么“道”？

第一个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让七亿人脱贫致富了。 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在很多国家、很多人看来，中国是“达”了。但是我们还要“达”人，“达”谁呢？“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国家。比如说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我们要“达”人肯定要有巴基斯坦。（尽管）它被西方描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但现在中巴经济走廊成为旗舰工程，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把它的基础设施短板补上、能源补上，这样巴基斯坦经济就可以发展腾飞了。“一带一路”也为非洲的国家带来机遇，非洲很多国家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中国跟他们分享经验，就是“道”。这个“道”，就是说中国人不仅想到自己，还想到别人。

第二个“道”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按照原来的现代化的逻辑，一种线性进化的逻辑，他们都是落后的，看人均GDP比较贫穷。比如说我刚刚从尼泊尔回来，尼泊尔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梦想变成中等收入或者发展中国家。那么“一带一路”激活了这样一个梦想，改变了那种完全靠GDP的评价标准。“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激活了很多国家的文化因素，认为“我也是丝绸之路上现代化的国家了”。像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是佛教创始人诞生的地方。再比如阿富汗，历史上各种丝绸之路都在那里交汇。这样，一下子激活了国家历史的记忆和自豪感。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用文明共通的逻辑，超越了简单现代化线性进化的逻辑，激活了共同复兴这个美好的愿望，而不再单纯依赖近代以来现代化的逻辑，这也是一种“道”。

第三个“道”就是我们讲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界限，让”一带一路”在更大的层面上统和、合作，追求的就是人类命运这样的“大道”。尽管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国情，但是他们都处于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个“大道”是非常了不起的。

记者：非常好，你看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精髓，比如说兼济天下，比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最大的“道”，我想听听王灵桂教授对此有什么理解呢？

王灵桂：刚才义桅老师讲得非常好，“一带一路”这个名称本身我们就能看出一种“道”来。这名字起源于中国的历史，起源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那个古老的历史。从张骞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到现在，21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向世界传播古老文明，同时自身也不断地吸纳和借鉴其他的文明。这种世界的经济、文明互通在文明交流史上，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典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劳利讲过，丝绸之路使得欧洲和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两个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新的品类的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他还专门指出，这条路把东方的味道、思想和影响以及某种浪漫的东方文化带到了欧洲世界。刚才主持人讲的“道”，把东方味道、东方浪漫带到了欧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应该讲，（“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和倡议的提出，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之上，在21世纪向世界张开的怀抱。我相信“中国味道”一定会超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独特的芳香。

“一带一路”承载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希望

记者：非常好，王灵桂教授给这个抽象的、概括的理念赋予了具象的味道，让我们能感知。我觉得这和我们今天“一带一路”带给世界各国的感受，应该也是有一致性的。

我们知道，一种理念、一种构想的提出，一开始总是会遇到各种不同角度的评判，甚至是猜测和猜疑。那么，一种古老的文明走进现实，在今天发挥作用、对接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转化和创新。“一带一路”提出这三年多来，逐渐从一种倡议，开始成为一种国际的共识。我想两位在对外交流和日常的研究中，应该也有感受。那么，各国对于我们的这种倡议，它的感知和认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它？王灵桂：首先我先这样讲，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诞生，它实际上是在东西方处于两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之内这种背景之下。它出现、诞生、发展，连续了2100多年，这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在这个开创的丝绸之路上，我们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通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传到了欧洲，应该讲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情的面貌和状态，并且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马克思更是把火药、罗盘和印刷术比喻为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2100多年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里边最核心的文化内核。其中包含重要一点——包容。因为包容性增加了你的感召力，增加了你的吸引力。包容性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摸得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许多外国战略智库对“一带一路”有很多猜疑，有好多不解。但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包容性，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现在国外的智库界、国外的舆论界这种风向正在慢慢好转，他们的态度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从很多智库发表的报告，好多媒体发表的文章，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个。

记者：我想对此王义桅教授肯定也非常有感受，我们知道您在国外很多平台上来讲我们的中国故事，阐述我们中国方案。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后来这几年又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和您的看法吗？

王义桅：的确，“一带一路”提出的时候，国内外还都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这几年一下子有这么广泛的反响。比如亚投行成立吸引许多国家的加入，尽管亚投行不是专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但是它是中国领导能力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讲“一带一路”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的呼应，包括联合国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决议，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首先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分不开。很多国家尤其文明古国，比如埃及，就讲在过去我们GDP比中国还要高很多，经济发展条件比中国还要好，怎么现在一下子差距拉到这么大。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所以很多国家就问，中国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要我说就是三句话，前两句是老百姓常说的“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我还加了一句话，“要闪富通网路”。互联网可以快速实现弯道超车。我在埃及发布会上，有一位阿拉伯的学者讲了一句话，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我们中东就输出枪炮，要我们的石油，只有一个国家给我们修路，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整个阿拉伯国家对“一带一路”求之不得。可以这么说，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没有解决的基础设施短板问题、工业化的问题。我们讲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础设施就是能源，这是我们正在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把基础设施短板补好以后，能源能自给以后，互联互通解决以后，经济上就能起飞，就能够实现工业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快速发展，现在中国要带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一起发展，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人类工业化的第四波，在此过程中我们推行的是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相通的“五通”，而且引导全球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其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发达国家要改造升级，发展中国家更是要补这个短板。美国学者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预测，未来四十年人类基础设施投入超过过去的四千年，可见这个巨大的缺口。像非洲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它的资源，人力资源都很丰富，为什么没有事先引进西方的资金实行现代化呢？就是基础设施的短板没有补，所以我们在非洲解决了“三网一化”，就是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以及工业化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非洲发展短板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是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的诚意与智慧。

我们在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三大问题，第一就是贫困，怎么能够脱贫致富，要致富先修路这个已经形成国际上的共识了，英国都搞核电站都搞高铁，这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腾飞必须解决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换代的问题，“一带一路”一下子抓住了这个发展软肋。

第二个就是贫富差距，美国贫富差距严重，就是因为把资金都投向房地产，投向搞基金，最后把美国也圈进去了，造成金融危机。所以资金要投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面对所有老百姓的，穷人、富人都能用到。所以重视民生重视基础设施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一环，其中尤其要实现陆海连通，比如说欧亚大陆中很多国家是内陆，而世界上很多贸易是通过海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他们打通寻找海洋关键的经济走廊，降低内陆国家物流成本，缓解贫富差距。

用“一带一路”的“钥匙”，解开发展问题之“锁”

记者：这番话说得我们也很有感触，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感觉就像是我们沿线国家、甚至是世界各国来共同修通的，通向合作共赢的一条道路。“一带一路”的实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甚至是世界各国的获得感。

有句话是这么讲的，经贸合作是手牵手，文化交流才是心连心。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要推动“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这种全方位的大联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哪些和文化有关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又是怎么样用文明的交融和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这种融通的实现的？

王灵桂：实际上刚才讲的是比较硬的课题，现在讲一个“软”的课题。我先举一个硬例子，上个礼拜我和南亚几个国家智库学者交流，他们对我讲了一句话，说特别喜欢中国的“铁公机”，我当时没怎么听明白，（后来知道）实际上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简称“铁公机”。他们说，几十年了，没有一个国家来给他们修铁路、公路、机场。现在中国给他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特别欢迎。他们说这些一旦建起来，国家整个面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前阶段跟南非的同行一块聊天，他说你们中国人了不起，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这个手机是个好东西，过去我们非洲人要有一个手机，那是天方夜谭的，因为几百美元的手机买不起。但是自从你们的华为来了之后，基本上每一个非洲人都实现了手机梦。他说中国的手机完全适应非洲的市场，因为有了手机，好多电子商务都开展起来了。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很深厚的实力。

软的方面，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独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中国不同地区，民风习惯尚且不一样，“一带一路”沿线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民俗习俗、法律文化，乃至宗教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指望用一套文化模式，用一个模板在整个沿线沿途国家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有一把适合不同环境的钥匙，这把钥匙要用中国的文化去制造。比如说，不同宗教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在中国整个宗教发展过程中，在外来宗教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所形成的经验对实现和他们对话沟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这些经验和做法我们总结得还不一定够，所以我们智库在这方面也准备了一些课题，就是如何将我们在文化沟通方面、在宗教方面形成的经验转化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解决问题的钥匙，我觉得这是我们智库现在的责任担当。

在文化挑战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传播我们文化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们国内效果非常好的一些理论，或者一些主张，到了国外未必能够被接受。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文明、把我们的文化，跟当地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传播中华文化，如果缺了这个东西，单纯靠项目，沟通交流是难以为继的。

记者：对，我们用中华文化打造我们的钥匙，针对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规格制式。那么王义桅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义桅：正如灵桂老师所说，我们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们的“五通”要落实到民心相通，同时民心相通是最困难的，应该来讲任重而道远。其中有个原因是世界很多国家受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很大，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我去哈萨克斯坦调研的时候，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时候发现，因为博物馆是西方援建的，所以历史都是西方人叙述的。比如说把我们的汉武帝说成是入侵者，认为我们的张骞不肩负和平使命，都是从战争、地缘政治（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因为这些国家也是被西方列强欺凌过的，所以担心中国崛起以后，也是重复这样一个欺负他们的历史。所以从民心上做好工作，确实非常重要。还以阿富汗为例，我们在阿富汗开会的时候，完全按照西方的模板来。巴基斯坦尽管是我们的铁哥们，但是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很多思想也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柬埔寨也一样。周边这些国家，政治关系跟中国不错，但是文化理念、民众的感情方面很难准确理解“一带一路”，理解命运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觉得从民心相通来讲，尤其是任重道远的。我们现在的智库、学科建设都应该根据“一带一路”新时期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划，比如说考古，不能光是在中国国内考古了，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考古，一起把丝绸之路历史讲清楚，一起共同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除了考古以外，我们的作家要到“一带一路”沿线去采风，去挖掘这里面共同的故事，要去编织我们的共同的梦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王灵桂：最近我们正在搞一个项目，我们做“一带一路”百人传记，一共有一百卷，5月14号之前出到50本，年底之前出100本。就是刚才义桅老师讲的，“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著名人物的传记，本国语言是没有的，都是用英文或者法文写的，还有一部分德文，但是本国的语言很少。他们的历史是有人替他们写的，他们看到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有人替他们塑造出来的，所以这在文化方面，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要通过我们努力，真正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英雄人物写出来。

王义桅：我补充一个例子，前年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泉州主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当时在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门口树立着一个雕塑，一个阿拉伯学者看了以后，感动得不得了，说你们门口的这个是我们的英雄，大航海家。所以我们不只展示自己的辉煌，还要展示别人的，我们要重新看世界。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每次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看他们博物馆的时候，我都很感慨，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我们的知识体系里，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实在是太少太少，怎么样跟人家共鸣呢？人家也是灿烂辉煌过的。所以我们要让文明共同复兴，要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有获得感和参与感，而不仅仅是跟着谱写什么。

中华文化要解决“水土不服”问题，在沿线沿路生根开花

记者：听两位说了很多的实例，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这种文化沟通的任务还非常重，要走的这条路还很长。但是“一带一路”很大的价值也就在于这种文化的融通。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汉森说过这么一段话：“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撒播。”我想刚才我们说的很多话题，就是怎么让文化有效地走出国门之外，撒播到这片土地上，撒播到沿线各国人们的心里面去。那么我还想让两位教授开一个药方，怎么完成这个“撒播”，怎么让中华文化的智慧，这些让人类可以共同受益的东西，种植下去、撒播下去、生发出来？

王灵桂：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历史经验。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阿拉伯历史上有一个百年翻译运动，把欧洲历史上所有的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当后来欧洲因为宗教迫害、文明中断，但是后来从阿拉伯那里把保存下来的思想、文化借鉴回来，形成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造成了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发展。后来美国学者西提讲过这样一段话：“在延续21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丝绸之路上，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莫过于始自莫卧儿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如果说没有这个百年翻译运动，很难想象会有后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因此，我们中国文明首先要让人看得懂，我们现在如果要让外国人都来学中文，这可能稍微有一点难，这就需要我们搞好我们自己的翻译。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非常有意识地到咱们有关机构的文化处，到一些学院看一看。我就问他们，我们有没有官方提供给本地人中文的典籍，真没有。所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我们一定要通过非常好的翻译，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出去。我们现在传播的过程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比较重视英语。我们对外翻译的时候，英语的翻译量比较大，但是小语种比较少。“一带一路”沿线沿途国家有200多种语言，我们在翻译方面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文明典籍用他们能够看懂的语言翻译出去，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记者：特别好，就像一座桥梁一样，能够让文化连起来，然后心灵连起来。那么王义桅教授。

王义桅：的确，播撒种子就是要生根发芽，然后长成参天大树，这个世界才能郁郁葱葱。我在《世界是通的》这本书里，把“一带一路”称之为21世纪新的长征，长征是什么，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把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融通的这样一些种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播种，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任重而道远，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这个才是治本而非治标。“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让这些国家看到了希望，我们在他们心目中播下了这样一个合作共赢的种子，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要把“一带一路”变成教材，变成APP软件，我们要把“一带一路”变成教科书，变成字典，甚至搞科普的创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工程。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要克服各种各样的认知、文化上的赤字。首先，我们自己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其次，别的国家更多地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习惯的，符合他们民俗的产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一带一路”。

王灵桂：文化走出去，就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但我相信只要解决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一定能够在当地生根发芽，开出灿烂花朵。

王义桅：中国把外来佛教变成我们的佛学，后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把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内化为自己版本的改革开放，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就是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要成为自己。

王灵桂：所以总书记讲，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中国的包容就是鼓励发展更多不同的颜色的花朵，这样世界才会春色满园。

播撒文明的种子，开出不同的花朵

记者：的确是这样，所以说每种文化，每种文明都有值得尊重的元素，那么正好我们问下一个问题了，在整个“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一方面在撒播种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吸取，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双向的一个过程。那么“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创新，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可以汲取一些什么呢？

王义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后，在影响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比如说古代丝绸之路给我们带来了葡萄、石榴、番茄，今天“一带一路”把中亚欧洲的奶粉、牛羊肉输送到中国，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加强了中国跟外部世界的沟通，当然也会影响我们。

具体来讲，在我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这本书里说中华文明经历了三大转型。我们以前是内陆文明，今天我们主动实行“一带一路”，陆海同时进行。同时，从一个农耕的文明，走向工业和信息的文明，我刚才讲了“一带一路”是人类新型工业化，这个是了不起的。第三个从一个地域性的文明走向全球性的文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才到了7个国家，今天孔子学院遍布130多个国家，是真正全球性的。

记者：王灵桂教授您怎么看？

王灵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范式在历史上都是有传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一带一路”、跟古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

抓住痛点问题，补齐理论短板

记者：我们前面的确都是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和讨论“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内在的驱动。“一带一路”的推动最终还是要有务实的合作，就两位的观察而言，现在来看我们“一带一路”建设，都有哪些比较紧迫的痛点的问题？您又有怎样的建议。

王灵桂：我们国内的一些机构，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还不是非常深刻。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带一路”研究里有虚化和泛化的问题。前不久有人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机构，挂出“一带一路”研究牌子的机构进行了统计，在网上输入关键词“一带一路”和机构，居然有270多家。此外，大家基本上是在一个平台上、一个水平上谈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枯燥的，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是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理论解释不了。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我们要以此为指导，解决好虚化泛化的问题。

另外一个痛点是什么呢？我们研究“一带一路”，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沿线国家到底有什么特点到底有什么特色，应该讲我们相关的国民研究、宗教研究、民族研究、区域研究远远滞后了。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难点，也造成我们很多东西虚化泛化，因为了解不深，只能是你说了我也说。再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王义桅老师的书都被引用得差不多了。因为这样有独到见解的书太少了，大家就使劲引用。应该说，现在我们的理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那么说了痛点，说了难点，肯定有亮点。社科院刚刚评出来2016年度的23个重要成果，其中就有我们关于“一带一路”的作品，也算是一个亮点，不过这个亮点还是比较小，仅仅是非常小的烛光。我们希望通过更长的时间形成燎原之势，用我们的研究照亮“一带一路”不断前行的道路。

记者：也是在这种克服痛点的过程中，慢慢形成我们的亮点，也在不断扩大亮点的过程中，让星星之火逐渐燎原。那么王义桅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王义桅：关于痛点，目前有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历史上理解“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今天很重要，是我们按照全球产业链分布，有新的经济走廊布局的，不是简单复兴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从历史中来，但是超越历史的，一定要有一种前瞻式的思维方式看“一带一路”。这方面我觉得要借力一些欧洲智库，那些智库确实很有前瞻思维，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世界有越来越多不确定性，不能用简单的线性进化逻辑、赶超逻辑来理解“一带一路”。要综合式跨学科研究，还有前瞻式思维方式，真正确立“一带一路”大学问，这样能够很好把握“一带一路”的精髓。但是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思维模式、知识结构还远远跟不上，应该来讲，我们的智库，我们的学科建设，我们整个大学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王灵桂：现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到了某一个具体国家就是一个综合施策的东西。比如说我是搞国际战略的，研究“一带一路”，我只是统筹一个木块，一个板。但是到了尼泊尔，我就得把所有的板组成一个桶，担心的问题就是每个桶板的长度是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木桶理论，能够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高的这个板，是取决于最低的这个板，现在短板太多。举个例子，上一次我和王义桅老师一起去中科院块开会，对方的发言令我很震惊，他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理工科的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他们有数据库，有规划，我听下来就觉得今后我们要搞“一带一路”，起码文科的和理工科的要结合在一起。如果以此为出发点，那很多方面都要结合，“一带一路”是综合学科，不是单一的，是个老中医是个方子，这个方子肯定有很多味中药，我们不能只吃一味，只吃一味解决不了问题。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受到国际社会欢迎

记者：非常好的比喻，我觉得两位思考的确是已经超越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让我们有更多思维方式上的改变。我们也知道，马上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来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交流和深度沟通的活动，我不知道二位对于我们这个论坛有什么样的预期有什么样的期待。二位觉得这样一个中国主场的活动，对于今后“一带一路”的推进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灵桂：最近我碰到一个麻烦事情，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跟国外几十家智库开展联合研究，这段时间我经常收到邮件，接到电话，就问我5月14号这个会能不能让他们来参加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我也不能承诺你。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原来这个会在国外的智库里面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多人都想参与到这个宏大的工程里面。我想，我们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能够受到国外的欢迎，能够受到国外智库的追捧，本身就是一种动向。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一个小的问题，我们就能预测这个会议一定会非常成功。我想这个会，应该讲是一个总结的会，是一个展望的会，总结过去三年多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取得的经验、成就。同时，也会讨论我们下面怎么规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这个会是向务实转变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一带一路”已经经过了宣传普及阶段，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热词了。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但是同时要把我们好多东西要落地，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出来，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效出来，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切身利益。我一开始就讲，过去的丝绸之路，把东方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东方的味道带到了西方，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要把中国的味道、中国的精神转化成老百姓感受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手机，是中国的饮食，是中国的戏曲，是中国的文化。你跟老百姓讲这个文化，他不理解，但是你说中国的川剧非常好，中国的京剧非常好，中国的华为手机非常好用，他就知道这叫“一带一路”。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我们的智库这里边也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

王义桅：我觉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基于）中国提出的一个倡议。在中国上大地上开这样一个高峰论坛，跟我们主办G20还不完全一样，我们是拥有知识产权的，是主场。

我认为，这个会具体来讲应有三个目标：一定要把这个倡议变成机制，把共识变成行动，把双边变成多边。“一带一路”是个倡议，但是倡议不能没有机制，没有机制任何合作不可持续。所以我们通过论坛往这方面努力，也可能最后搞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组织，都是可以预期。

第二，把这个共识变成行动，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好处，要靠项目体现“一带一路”，靠产品靠服务等等改变人的生活，从而让这个世界因为“一带一路”而更加美好。

第三，从双边变成多边的。我们现在说已和5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但这些多是双边的，还应该产生多边的效益。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现在正在变成地区合作的抓手，印度、伊朗都说离他们很近，都想把中国经济走廊变成次区域合作的一个框架。

这就是我们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的三大希望，也是它承载的三大使命。

记者：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向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延伸，“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包容发展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互建交流交融之路，相信沿着这样的道路坚定前行，我们一定能够奏响人类文明的大合唱，铸就共赢发展的新辉煌。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推出；统筹：王斯敏、蒋正翔；主持：王斯敏；整理：李澍；摄像：王恩慧；导播、剪辑：刘希尧）